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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权力话语的作用,某种知识“谱系”一旦形成,它自身也有一种逻辑的力量在对文学史构造发生作用。如对20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、中期文学的历史叙述,通常都存在一个由“伤痕文学”到“反思文学”,再到“改革文学”的历史逻辑,但事实上,“伤痕文学”与“反思文学”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,“伤痕”因“文革”和此前极“左”的政治历史而起,暴露“伤痕”必然要“反思”历史原因,“反思”历史也不是向壁虚构,必然要依托对“伤痕”的暴露。二者是一种因果关系,而不是逻辑递进关系。“改革文学”虽然在逻辑上是紧随“伤痕”“反思”文学之后,但其标志性的作品(《乔厂长上任记》)却是发表在“伤痕”“反思”文学方兴未艾的20世纪70年代末,其意也在医治“文革”的创伤,而不像后来的“改革文学”那样,志在革除体制的弊端。同样,后来的“寻根文学”和“现代派”实验,在文学史的叙述逻辑中,也多认为一者回归传统,一者学习西方,是传统和现代催生的两种不同的艺术取向。但事实上,无论“寻根文学”,还是“现代派”实验,同是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,前者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,后者则主要来自欧美现代派文学,二者都是带有现代主义性质的文学实验潮流,如此等等。“编年体”的文学史虽然可以通过梳理这期间的文学史实“还原”历史面貌,但要从根本上动摇这种知识的逻辑,改变这种知识的“谱系”,依旧十分困难。